走下去，鲜花一路盛开

一年级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去见老师和校长，父亲和那个校长聊了好一会，和父亲在一起时，对这样的情形习以为常，经常是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，停下来，父亲和一个人站在路边聊好久。我不耐烦时，也就会牵牵父亲的衣角，问他：“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“

结婚前，妈妈对我说，我穿什么参加你的婚礼呢？我说：“你随便啊。”妈妈的意思是，让她给准备一套衣服，因为这场婚礼是男方家主办的，她只是作为丈母娘出现一下。

婚礼那天，妈妈穿着一套风衣，脖子里特地围了一条黑色丝巾，黑色丝巾上点缀着几朵红色的玫瑰花，不大不小的玫瑰花，就这样在黑色丝巾的映衬下，围绕着她的脖子，把她也衬托地年轻起来。

而婆婆，据婚礼过后同事的回忆，穿了一双红色的老北京布鞋，里面穿了一双碧蓝碧蓝的棉袜。从同事的笑声中可以听出，是在取笑自己婆婆的审美，因为只有农村人才有这样的穿搭，只当一个笑话，一笑了之。

20岁那年高考，考上一所并不是理想中的大学，坐在亲戚家的沙发上，跟亲戚借钱。亲戚家的那个沙发是上好质感的皮沙发，窗外并不强烈的光线照进来，照在那个橙色带点土黄色的皮沙发上，油亮亮的质感，那一刻的记忆似乎都化作了沙发上的一道光线。

我是局促不安的，局促的是，很少来亲戚家，不安的是，毕竟是借钱的事，虽然借钱人是自己的父亲，可毕竟是自己读书的事。

多年后，回到这所小城时，再去亲戚家，就不那么在意那个皮沙发，虽然它比从前旧了很多。她有时觉得自己敏感的自尊有点可笑的，在生活的压力面前，自尊算是怎么回事呢。

那个亲戚就是她的二叔，二叔准时出现在我人生中每个关键的节点上。一年级刚读书时，二叔来找父亲，二叔意气风发地坐在家里的木头椅子上，和父亲说些话。具体说什么记不得。

二叔临走时，在我新发的语文书和数学书上，写下了我的名字。二叔的字和他的人一样，端正中带点飘逸，叫人喜欢的。然后二叔就走了，不久父亲跟着二叔进城打工，一去就是四五年。